结婚证丢了怎么补办,结婚证丢了一本怎么补办另一本

结婚证丢了怎么补办

婚姻档案还在原婚姻登记处的,只需要补办人携带双方户口本、双方身份证、三张二寸的近期半身免冠合照到原婚姻登记处补办结婚证。对于婚姻档案被原婚姻登记处删除记录的,还需补办人携带婚姻关系证明材料。如果原登记处开通网上服务还可提前预约补办。

民政局补办结婚证流程

结婚证丢失或损毁严重的,当事人可以到原婚姻登记处办理补办。

如果原婚姻登记处开通了网上服务系统,补办人可以提前网上预约合适的补办时间,避开办证高峰期。如果没有开通网上服务系统,可直接到现场办理。

预约成功的,根据预约时间携带双方的户口本、身份证,和三张二寸近期半身免冠合照到原婚姻登记处补办结婚证。没有预约的,直接携带材料到现场办理补办即可。

对于结婚时间较长(超过十年的),补办结婚证需要补办人先到户籍所在地的档案馆,调出两人婚姻关系的证明材料并打印出来,并和双方的户口本、双方身份证、三张二寸近期免冠合照,一起提交到原婚姻登记处办理补办。

小tips:法律规定补办结婚证,只需丢失结婚证一方拿着自己的户口本、身份证到民政局补办即可。但各个地方民政部门要求不一,最好携带双方的户口本和身份证过去办理补办,避免出现资料准备不全,耽误补办结婚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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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在线消息 近日,问题编号为961974的网友留言咨询:结婚证丢一本能补办么?原来的证是在莱阳办理的,现在定居福山能在福山办理么?都需要什么手续?

烟台市福山区民政局对此回复:您好,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结婚证、离婚证遗失或者损毁的,当事人可以持户口簿、身份证向原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或者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补领。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婚姻登记档案进行查证,确认属实的,应当为当事人补发结婚证、离婚证。在莱阳登记处办理的婚姻登记,可以回莱阳办理补领手续,也可以到莱阳婚姻登记处查询婚姻档案后持婚姻档案在福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补领手续。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婚姻档案记载的当事人的姓名和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等信息与现在的证件不符,需要开具证明。另外,补领结婚登记证需要携带三张照片,规格是:5.3*3.5CM红底合影三张,照片下方打印双方的身份证号,具体可以咨询福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6325409。

二婚不带离婚证能领结婚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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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离婚证丢了是可以补办的,一般而言当地民政部门婚姻登记处都是有备案的,您可以到原办理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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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也可以先到原办理婚姻登记机关或是各区档案馆开具查档证明(费用为20元),再到现户口所在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补办离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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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而言只需要收取10元左右的工本费,就可以补办离婚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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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补离婚证并不需要当事双方全部到场,谁把离婚证丢失谁来补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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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证丢了一本碍事吗

想象衰老。

想象褶皱从脖颈,慢慢爬上嘴角、面颊和眼睛,皮肤越来越松弛,最后变成薄薄的一层,在骨头上来回滑动;骨骼也变得脆弱,无法自如地奔跑、弹跳、行走,你逐渐变得不自由,出行必须依靠拐杖或者轮椅;再往后,你意识到,自己真的老了,需要和脑梗、中风、糖尿病、认知症这类普遍的老年疾病搏斗,要习惯与失能和疼痛相处。

当然,这些远远不足以描述衰老的全部。

也许很少会有人想象,当衰老一步步逼近,当你已经不能自己洗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当这样细微的日常变成不可能之事,你会连带着失去什么?和伴侣、子女的关系会变得如何?如果你没有伴侣,没有子女,成了孤家寡人,要如何独自面对衰老和死亡?日复又一日,你被禁锢在家里,对世界的感受又会变成什么样?

2019年,上门助浴——上户帮助老人洗澡这一项目在上海出现。他们服务的,是已经无法自己洗澡的老人。那时候,让我感触的是,我们距离老龄社会或许又近了一步,老人的生活和尊严被更多人看见了。

2021年初冬,我来到上海,跟着助浴师一起上门,观察他们如何帮助老人洗澡,了解每一间房子里的养老故事。

我走访了11位老人的家庭。他们大多出生在1940年代,曾经是文工团里的舞蹈演员、服装行业的裁缝、建筑业的工程师、造船厂的职工、报社的记者,是在大时代里奔跑的年轻人。他们渐渐变老了,又被各类老年疾病所累,退出了我们熟悉的世界,带着病痛闭锁家中。

后来,上海经过了一个冬天,再经过了一个春天,疫情打乱了老人的生活。到了今年秋天,我再次来到上海,看望那些曾经拜访过的老人,有的人还在照常预约助浴,有的人因为经济情况停止了洗澡,还有的老人,已经离世,生命停留在了这个春天。

两次去到上海,我在不同老人身上寻找衰老的答案。这绝不仅仅是十一位老人的故事,而是整个衰老世界的故事。它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位老人身上,也可能发生在你我的将来。

而现在,要想展现他们的模样,需要从皮肤的感觉开始。

文|程静之

编辑|姚璐

摄影|程静之(除特殊标记外)

活着

躺在一方小小的床垫上,被压在身下的皮肤没过多久就会发痒,到后来会发痛,这种痛一点一点变得剧烈,有时候就像是被针刺了一下,提醒着她,皮肤在变坏。颜色由红变黑,她看不到,心里却明白,那是身体在腐烂,带给她皮与肉分离之后变得松弛的感觉。她很想翻个身,动一动,甚至去浴室里用喷头冲个澡,把自己弄干净一点,但她做不到。

「做不到的事情没法想,要不然准会活不下去的。」她说。

三年了。一天又一天,像抛弃衰老与疾病带来的痛苦一样,她把洗澡这件事抛在脑后,肢体也因病情加重变得麻木,没穿袜子的双脚露在棉被外面,长满了褐斑,摸上去是冰冷的。

「没有知觉了。」她淡淡地说。包括鼻子、耳朵,也只不过是与身体连在一起的器官,不起什么大作用了。

嘴巴或许是例外。如果要问身体哪个部位的感觉仍然灵敏,她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舌头。「我还能吃,说明我还活着!」提到这一点时,她原先哀伤的语气才突然消失,表情随之显得高兴起来。

她叫林景怡,年轻时做过记者,后来加入作家协会,成了一名作家,写过十几本自费出版并不知名的书。

现在,她73岁了,身体肥胖,头发变得一片雪白,与早年那些职务已经不相干,只是一位瘫痪卧床的老人。她住在一扇漆成红色的铁门背后,一幢带有小院的两层别墅里。进门往右,她常年躺在第二个小房间。为了卧床方便,她上半身的衣服全部被剪开了,剩下两只袖子套在手臂上;下半身是赤裸的,只用一条被子遮盖着。

九月中旬,我来到林景怡家的那天,「梅花」台风正登陆上海。雨滴被狂风催着落在地上,惊扰了院子里的狗,响起一阵吠叫。快到中午时,钟点阿姨推开了门,端来一份午餐,「饭好啦,现在吃吧?」她一边用粗鲁的口气问,一边把一碟虾仁炒鸡蛋、一碟鸡块摊放在床头。林景怡顺从地接受了。

接着,她几乎无视了窗外的风雨声,用一只颤抖着的手,去抓盘子里被苍蝇叮过的鸡块,然后专心地啃了起来。

失能的状况源于2019年1月24日晚(日子非常清楚,因为她把所有的病历装订成册,厚厚一叠,收藏在柜子里),她看着给家里安装红色铁门的工人离开后,突然感到一阵头晕、四肢麻木,于是连忙去扶楼梯把手,踉踉跄跄地上了楼,以为睡一觉就会好。没想到第二天一早醒来,感觉还是不行。她给钟点阿姨打电话,要她陪着去一趟医院。是脑梗。

病历本的第一页由此开始,上面写着:Ⅱ型糖尿病伴脑血管病变,伴肾病,伴周围神经病变,高血压。多发脑梗塞,脑萎缩。

那次发病后,她的身体逐渐变坏,四肢慢慢不会动弹,如今只剩下一只手还算灵活,能自己抓着鸡块喂进嘴里。她与丈夫离婚十八年了,唯一的儿子在三年前因病去世。兄弟姐妹都没有了,她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独自睡在这满是尿骚味的屋子里。只有钟点阿姨每天不情愿地把房门打开数次,给她擦拭身体,换尿不湿,以及送来一日三餐。

为了应付没人看护的生活,林景怡把平时要用的东西都堆放在床头,比如手机、餐巾纸、水杯、药盒等。即便如此,很多时候她还是摸不着,难免把东西翻弄得床单上到处都是。于是,她拼命去够,又经常把垫着的尿不湿甩掉,没人来处理,尿液会把被褥浸湿。

长期躺在屋子里,她倒不觉得有什么难闻的气味,只看到好多苍蝇在头上乱飞。「不碍什么事。」她像宽恕无礼而粗心的钟点阿姨一样,宽恕着屋子里陪伴着她的仅有的活物。

尽管距离上一次洗澡已经过去了三年,助浴师聂积燕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上门,就被她屋子里的味道熏到难以呼吸。那还是在林景怡生病不久时,上门助浴这一项目刚从日本进入国内,被上海一家养老公司推行,与各街道的居委会试点合作。林景怡被居委会列入了需要帮扶的老人名单,免费接受了四名助浴师帮她洗澡。

但洗过一次之后,她才知道价格是450元(最近涨到了499元)。她付不起这笔钱,因为退休金已经几乎变成了阿姨的工资,看病周转不过来的时候,反过来还要向阿姨借钱。她也就不再去想洗澡这回事。

因此,对于那唯一一次洗澡,林景怡已经说不上来太多,只剩下一个感觉,「害怕」。她担心助浴师万一不注意,把她摔在地上,那只会把目前的生活变得更糟。

卧床的林景怡,被墙上挂着的「荣誉」包围。

浸入水中

相比于舒适,害怕是很多老人第一次洗澡时共有的感觉。镇宁路404弄一位92岁的阿婆看着浴缸(老人说像一口棺材),又看看穿着白大褂的一群人,她把眼皮往上一抬,皱着眉头,说,「怕」。

阿婆瘦瘦小小的,在被子里缩成一团,六颗坏掉的下牙往外翻。浴缸漆成淡粉色,可以拆成两截,由聂积燕和一名男助浴师抬上楼;一名护士负责拿药箱,里面装着血压表、血氧仪、棉签、理发刀;还有一名护士提着两根长长的钢管,一张黄色的皮垫,皮垫两侧带孔,钢管插进孔里,就变成了一副简易的担架,是用来抬放老人的。

「阿婆不怕,来给你洗澡的,我们先剃个头发。」聂积燕对阿婆说。

进门之后,四名人员分成了两拨。聂积燕带着一名护士,给阿婆测量血压、血氧,接着剃头;另一拨人马负责忙活浴缸,他们把原本两截的浴缸用螺丝扣卡紧,再套上一次性的浴缸套。聂积燕说,即便每次洗完澡,都会给浴缸消毒,但大部分上海人的想法里,别人用过的,总归不干净,不如套个一次性的塑料膜,心里还是感到卫生一点。

这一边,剃刀在耳边嗡嗡地响。阿婆照不到镜子,不知道被剃成了什么样,眼圈开始泛红。「全部剃掉了啊?是不是变成老和尚了啊?」

在一旁看着的儿子说,阿婆年轻时候是一名裁缝,除了会做一做衣裳,最在意就是自己的头发。每年过年,她都要去理发店烫一次,洗完后,再吹吹干,蓬蓬松松的,像一团棉花。只是人老了没办法,美不美的,都不重要了。那一团棉花一样的头发,早在七年前患病时候剪掉了,变成一头短发,此刻更是被聂积燕手里的剃刀左一铲,右一铲,剃得又尖又短,像是这个季节里被收割后的枯草坪。

标准的40度热水已经慢慢注入浴缸,发出汨汨声响。等到把这个宽0.75米,长2.2米的浴缸填到三分之二,阿婆的头发也剃好了。聂积燕把阿婆的衣裤脱掉后,在赤裸的身上盖了一条长浴巾,身下再铺一层黄垫子。插上钢管后,两人配合着,一前一后地,把阿婆从床上抬进了浴缸里。

当阿婆慢慢浸入水里时,聂积燕感到她的身体在自己托举的手下轻轻地抖动着。

阿婆的反应并不算异常。聂积燕看过太多老人下水之后的极端反应,有的会因为害怕而躁动发狂,不停地击打周边人;有的则安静得可怕,从始至终一言不发,身体也一动不动,只有呼吸声让人感到他还活着。

所有老人中,有两位的反应在聂积燕看来最为特别——一位已经11年没洗澡了,甚至忘记了洗澡的感觉,下水的一瞬间,她的每一寸皮肤都像吃了一惊,全身忍不住颤抖起来,老人当时还没反应过来,以为自己仍躺在床上,慌张地喊叫,「我身上全湿了,衣服湿了,被子也湿了」。另一位老人则对水温失去了感受,下水之后,觉得自己要被烫伤,她紧张地翘起手和脚,要从浴缸里爬出来。聂积燕赶紧舀出一瓢水,让老人摸一摸,等她触到水不烫,才肯让整个身体去适应水温。

「所以肢体上的感触是很深的。水温热一度,还是凉一度,手法轻一点,还是重一点,肢体都能最直接地感受到。」在给老人洗了三年澡之后,聂积燕得出一条朴素的结论。

聂积燕在给一位老人洗澡

粗略算下来,她已经给500多位老人洗过澡,因此也见过各种各样老去的皮肤和奇异的躯体:有的老人患了渐冻症,四肢笔直僵硬,一个浴缸都摆不下;与之相反,有的老人患了重症肌无力,手和脚软塌塌地耷拉下来,在浴缸里柔成一团;有的残疾老人五指握成拳,把掌心都掐烂了,抵在下巴上,怎么也掰不开;有的两腿像麻花一样绞缠在一起,肌肉消退后,变成一层皮包肉,挂在骨头上直晃荡。

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老人身上的每一个零件都脆弱不堪。他们掉头发,指甲因为真菌感染而变厚、变成黄灰色,皮肤也干燥得像一张皮革,坏死的细胞成了白色皮屑,粘附在身上和衣服上,老人再用老化的指甲去抠,皮肤就会变得瘙痒难耐。

因此,只要适应了一两次上门洗澡,很多老人就再也离不开了。一位老人告诉我,每周六,他会帮妻子预约一次洗澡,这一天,身患尿毒症的妻子会醒得很早,听到助浴师的脚步声在老弄堂的木楼梯上一响,就嘿嘿地发笑。一位最早接受这项服务的老人专门在日记本上记录下心情,「2019.1.17,首次日式上门沐浴服务,赞!赞!赞!!!」「2020.4.23,上门洗浴,好!爽。」还有一位爱吃红烧肉的老人打趣地说,「这个洗澡啊,比给我吃红烧肉还要香。」

在这些喜欢洗澡的老人中,江宁路301号的老人或许是最讲究的一位。她惯用一块老牌上海硫磺皂,助浴师一上门,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我只在乎你》就从音响里流淌出来,变成洗澡的配乐。老人年轻时是文工团里的舞蹈演员,现在被她的女儿喊成「大宝宝」。女儿说,人生就是一个轮回,从一副小巧乖宝宝的样子,来世界走一遭,到老了,纸尿裤重新穿上了,又回到宝宝的状态。女儿又说,大宝宝一直是娇生惯养的,老来皮肤脆弱,她每天帮忙擦精油,还买来好多仪器,泡脚的,促进血液循环的,以延缓肌肉萎缩,但也没什么大作用。母亲还是不可避免地老去了。

尽管大部分老人都在洗澡时感到适意,但也存在着危险。聂积燕说,部分老人下水后,受到水压的影响,会感到胸闷气喘,然后在浴缸里呕吐,大小便失禁。最惊险的一次,她遇到一位慢阻肺老人,平时需要氧气瓶供氧,一次洗澡前,老人为了更自由地沐浴,提前吸足氧,拔了氧气管,躺进了浴缸。等到窗户密闭,热度升高,老人突然呼吸急促,一口气喘不上来,话也说不出口了。聂积燕立马停止洗浴,给老人吸上氧气,老人才慢慢缓过来。

诸如此类的「危险」,我在长宁区武定西路1251弄也感受过一次。那是一个身体枯瘦的老人,胸腔的肋排一根一根凸起。老人下水后,没过一会儿,突然把眼睛闭上了。助浴师大声喊着,叔叔,你怎么不讲话了。老人不响。

这时,浴缸周围的气氛突然变得凝重。站在一旁的老妻子感到担心,快步走到浴缸前,弯下腰来,伸出颤抖着的食指,去探了探丈夫的鼻息。

钥匙、零钱与腰带

妻子试探过后,才知道自己刚才是虚惊一场。丈夫不过是在浴缸里睡着了。

对于这类情况,聂积燕见得多了,也不觉得害怕。她今年40岁出头,成为一名助浴师之前,是陕西汉中市一家旅行社的小老板,性格豪爽,平时喜欢去理发店洗头、做造型,把自己收拾得干净体面。一直到2018年,旅行社的生意挣不到钱,发愁之际,她听说邻居在上海做「长护险」,每天上门为几户老人护理一小时,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她感到吃惊,「没想到养老行业这么有挣头」,于是干脆关了店门,来到了上海——这座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

很多事情在真正接触之前,困难往往难以想象。初来乍到的聂积燕,留着一头过肩直发,纹着弯弯的眉毛,爱穿一件短款皮夹克,走在上海摩登又干净的街道上,看起来像这座城市一样派头亮丽。2019年秋天,她听说一家养老服务公司推出了上门助浴服务,需要招聘助浴师,要求女性,身高一米六五以上,有护理证,会开车。聂积燕是一个对新鲜事物感到好奇的女人,各方面要求又达标,「就想来试一下看行不行」。

投了简历后,又经过面试,她就这样闯入了衰老的世界。

每天跟老人打交道后,聂积燕才知道,在衰老的世界里,首先不可避免的就是四处弥漫的老人味。那是一种夹带着汗水、尿液和皮肤腐烂散发出的复杂味道。聂积燕记得,有一年夏天,她去虹口区一位老人住的老城厢,随着一扇木门被推开,没有秩序的房间就在眼前显现出来。老人的衣服和鞋子胡乱塞在麻袋里,脏臭味冲得人头脑发晕。昏黄的光线里,最显眼的是两条大板凳,上面铺了几块木板,再垫上一层棉花和被罩,就成了老人睡的床铺。老人很胖,个子又高,木板不够长,他只能斜斜地躺在上面,脚抵着墙,头朝外,脏臭味同样引来数不清的苍蝇在老人脸上飞。

聂积燕一上手,才发现白色的棉花,已经变得又黑又黏。「真的是下不去手的。」聂积燕说。

一次洗澡现场

在衰老的世界里,更让她难以应对又无法忽视的是老人的性欲。体能的衰退,并不代表对欲望以及亲密不再渴求。含蓄一些的老人会委婉地说,我喜欢女的给我洗澡,长得漂亮,活又干得好,希望下次全是女的来。大胆一些的老人直接发问,除了洗澡之外,还提不提供其他「特殊服务」。也有失去分寸感的半失能老人,聂积燕聊起其中的一位,趁着家属不注意,先用眼神示意,再去捏她的手,往浴巾盖住的隐私部位拉,聂积燕躲了好几次,又不能明着说,只能客气地暗示,「叔叔,这个手其实挺有劲儿的噢」,家属的注意力被拉回到浴缸,老人也就不好再动了。

「很难做的。」聂积燕一边摇头,一边皱眉。

哪怕是在观念先进的上海,新鲜事物的出现也伴随着或多或少的误解。最初,聂积燕开着「上门助浴」的商务车走在大街上,会被很多人指指点点,说这个年代怎么干什么活的都有?她去有老人晒太阳的公园发名片,一位大叔挑白了问,「你们这个洗澡,有小姐吗?」

这些误解曾给聂积燕带来许多困扰。她不断质疑自己,原本的人生是鲜活灿烂的,怎么现在每天面对的,都变成了听不见的、看不着的、脑子不清爽的老人?团队成员因此不断流散,换了一批又一批。但聂积燕不知道被一股什么力量牵引,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到现在,这份工作已经干了三年,上海摩登的印象在聂积燕脑子里慢慢褪去,她更多接触的是这座城市衰老与残酷的一面。

有了一些长期客户之后,聂积燕几乎能看到老人生命枯萎的全过程。有些子女孝顺,照顾得细心一点,老人面色会变好,还会发胖,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好;有些子女疏于护理,老人会枯萎得很快,每隔半个月,就要变一个样,身体每况愈下;还有一部分子女,对老人置之不理,认为人老后终归要死的,不如让老人自生自灭,早点解脱。

现实的一面凸显出来,金钱有时候会显得比亲情更牢靠。聂积燕接触到,条件好的老人,名下有房产,退休工资能达到一两万,子女会像宝贝一样供着老人,老人想要洗澡,就像喝粥一样平常了。如果中途洗累了,子女会说,宝宝已经累了,你们不要搞那么久,下一趟再来噢。条件不好的老人,一个月工资才两三千,大多挤在弄堂的老房子里,十几平米的空间,浴缸卡在床和沙发之间,才能勉强摆得下。这些老人难得洗一次,就要指挥了,这里痒,那里痛,总归是要洗个够,才感到这笔钱花得值当。还有一些老人,拿的退休金也不少,但已经不由自己掌控,想要洗澡,子女不支持,甚至去居委会投诉,老人也不敢多辩驳。

「所以说人跟人真的是没法比的。」聂积燕又总结,有的人大概不是老来的幸运者,子女生了好几个,却没有一个靠得住;有的人一辈子独居无依靠,只能等居委会送来一日三餐,老来境遇也十分悲惨。

到最后,如果老人连金钱、亲情都一同失去了,安全感就会变得稀缺。他们不得不把情感寄托在所能掌握的一些细小物品上。一位老人洗澡时,手里总攥着一把钥匙,钥匙匹配的抽屉里锁着老人珍惜的一切,因此老人一刻也离不开,睡觉也要压在枕头下面;一位曾参加过战争的老人,洗澡时总把一根裤腰带看得很紧,其实腰带只是一根白布条拧成的,不值几个钱,聂积燕猜测,或许它对老人有某种特殊的意义;还有一位老人洗澡时总要抓着一把零钱,有一块的,五块的,尽管她已经糊涂到分不清纸币的面额了,但抓在手里,她的表情显得很踏实。

比起所有老人,长宁区的一位独居老人是聂积燕见到的最没有安全感的一个。每天,她都靠墙蜷缩着坐着,头发像野人一样又脏又长,大小便都在裤子里,晚上睡觉也不会脱下来。居委会没办法,才帮老人约了一次上门洗澡。见到聂积燕一行人进来,老人害怕得一边狂叫,一边甩动四肢,想把陌生人赶出门。几个人好不容易把她抬进了浴缸,老人还是不配合,整个洗澡过程就像是一场打架。

最后,聂积燕总算把老人身上洗干净了,就是一双脚没有洗到——不管她怎么劝说,老人就是不肯把鞋子脱下来,担心一旦脱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鞋穿了。

聂积燕和护士抬着浴缸,准备上门。

新世界与旧世界

去年11月的一天,冷空气抵达上海,气温降到只有几度。

我跟着聂积燕去河南中路531弄一户人家。这是一位名叫曹翠莲的74岁老人,同时患有脑梗、糖尿病和右侧肢体偏瘫。她的下肢已经伸不直了,也不能说话,但神志还算清爽。

距离翠莲上次洗澡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一直等到天气极好的那天,家人再次为她预约洗澡。阳光打在附近南京路步行街上,这条街道遍布明亮富丽的商场,东方明珠和外滩就在不远处。宽阔的正街道往里延伸,分出多条岔道,长成独具老上海风味的弄堂。

531弄便隐藏其中。因为房子间距小,下午的阳光早已在这里熄灭,弄堂显得阴沉沉的,一股寒气在密集房子之间狭窄的弯道里窜动。

翠莲住在这些房子中的一间。一扇铁皮门背后,遮盖的是一个杂乱而又有序的空间——轮椅、木柜、餐桌把二十几平米的地方塞得满当当。其中一个木柜上,摆着一台带DVD的老电视,旧世界流行的电视剧《大宅门》正在屏幕里播放。翠莲躺在房间里侧的病床上,床铺紧贴着一面墙壁,上面挂着她与家人过生日、过节等不同时刻微笑的照片。

「照片都是专门挑出来的。」她的丈夫胡金泉介绍。胡金泉今年82岁了,说话声音又柔又轻,两腿弯曲,背部佝偻,是一个做事十分细致的老头。每天,他会把自己和翠莲要吃的五颜六色的药丸,分门别类装在一个带小方格的塑料盒子里。我们到达时,他正为翠莲准备洗澡要用的毛巾和衣服。

翠莲留着一头灰里泛白的短发,露出又高又光秃的前额。两条眉毛快要掉光了,眼皮也耷下来,但目光依然有神采,看得出来,胡金泉把她照料得很好。

去年12月,翠莲和金泉在医院里过圣诞。

翠莲洗澡时,胡金泉开始了他的回忆——妻子已经在病榻上躺了11年。发病是在一个糟糕的夜晚,一家人吃过了夜饭,翠莲突然一下子倒在地上,不停地呕吐。胡金泉怎么喊她都没反应,赶紧打电话喊救命车,送到附近一个大医院。医生一看,说是脑溢血,如果做开颅手术,只有一半存活的机会。胡金泉做了保守的选择,想让妻子慢慢恢复。妻子在医院昏迷了一个礼拜,醒来之后,左半脑的脑梗导致偏瘫。

生病前,翠莲留着一头短短的卷发,是江南造船厂的一名正式职工(上海当时规模最大的造船厂),丈夫胡金泉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单位也十分体面。1970年,两人经人介绍相识,第一次见面就在翠莲家。说起记忆中的第一印象,胡金泉腼腆地笑,「这个姑娘有点胖。」处了一年半,两个人很谈得来,胡金泉感到姑娘性格温和,老实肯干,讲好了就要去打结婚证。

一开始,他们跟着父母蜗居在上海市中心二十几平的房子里,一直到单位分了房,情况才有所改善。平日里,他和翠莲各自去厂里上班,一个人工资36元,一个人工资56.5元,凑在一起,除去一家人的吃喝,把余钱攒下来,凑够数了,再给家里买大件。

这些接受洗澡的老人大多出生在1940年代,又在动荡的岁月里长成青年,毕业后要么当兵,要么上山下乡,分配进工厂的人是幸运的一批。结婚分房、攒钱买大件,是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像如今的都市青年一样,他们是旧世界里的摩登青年和高级打工族,会蹬着一辆二八大杠上下班,坐慢吞吞的「辫子车」(上海老式无轨电车)到「新世界百货」逛商场,穿涤纶面料衬衫、连衣裙或喇叭裤去看电影。

那时还没有双休日,一周放一天假。这一天,翠莲和金泉一般在家里打扫卫生,偶尔也去繁华的南京路兜商店,只看不买,但乐在其中。

再往后,生活的下一个阶段在两人面前展开。翠莲生育了一儿一女,得了产后高血压,但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抚育了孩子后,她从不给自己买东西,唯有一样,碰到节假日,她偶尔从市场带一束鲜花回家,最喜欢康乃馨和玫瑰。胡金泉偷偷把零花钱省出来,给翠莲买衣服和首饰。他买过最贵的是一块手表,195元,是他近四个月的工资。

「五十年一晃眼就过去啦。」胡金泉说。像这对老夫妻一样,那块手表现在也走不动了,钢质表带长了锈,变得老旧不堪,只好被锁进木柜抽屉里。

翠莲生了重病后,旧世界也在时代更迭中退场。南京路变得生疏了。再到商场里去,柜台的东西都是很贵的,进去看一看,营业员要把人盯得不自在,反而没有了当年的乐趣。「有距离了。」胡金泉说。

除了过年给翠莲买衣服,他们也就不再去了。

在他们老去后,南京路又被新一代的年轻人占领。给翠莲洗完澡,刚好是周五晚上6点。年轻人结束了一周的工作,赶往外滩和南京路。中心城区热闹起来,出租车被堵在了宽阔的马路上。

新世界大商场里人潮涌动,伴着闪耀的霓虹灯,明星们代言的手表、护肤品、珠宝等各种奢侈品的广告在屏幕上滚动出现。

显然,这样的世界已经不属于翠莲和其他接受洗澡的老人——和那块旧手表一样,他们现在只剩下一副残败而充满病痛的身体,被禁锢在家里,甚至是一张病床上,被遗忘在了旧世界。

一位接受洗澡服务的老人,在年轻时拍的结婚照。

管子与烂疮

伴随着这一代人老去,上海也变成了一座对衰老和死亡十分敏感的城市。

在这里,每十个人中,就有超过三位是年过六十的老人,三甲医院总被老人挤满,附近的道路拥堵不堪,周围宾馆的价钱要按照铺位计算,五六十元一张床,提供给那些陪护的家属。街道上的老人面孔也四处可见,有带着助步器锻炼的老人,用轮椅推着老伴的老人,挎着背包出门买菜的老人。

当然,你还可以在出租车上找到年老的痕迹。许多司机已超过六十周岁,面上长出了老年斑。如果开车路过老人聚集的区域,导航软件会弹出提醒,「附近老人较多,请减速慢行。」

但这些也许还不算真正的老人。真正年老的人,或许像翠莲一样,已经很少能出现在街道上,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翠莲生病后,很快去单位办理了病退。2010那次脑梗之后,她失去了吞咽功能。

我见到翠莲的时候,她的嘴巴干瘪瘪的,里面总是塞着一团纸巾。那是为了防止口水掉出来,或者回流呛到肺里去,引发肺炎。脸上的线圈固定着一根鼻饲管,饭菜、水果、药物都得打成糊状,从鼻子注射进去。

「我妈现在就靠一根管子活着了。」翠莲的女儿说。

长期依赖鼻饲,又吃多种药物,身体的机能会变得一塌糊涂。各个器官衰退,那些它们原本能提供的功能也随之消退了,比如行走、表达、吞咽、排泄,到最后完全消失,老人活着就只能依赖各种管子和设备。

面对衰老和病痛,很多老人最初都会无法接受。一位家属发现,89岁的父亲骨折后,陷入抑郁之中,好几次都是一整晚不睡觉,在客厅的沙发上从黑夜坐到天亮;还有一位家属说,家里92岁的老人原本开朗多话,瘫痪之后,老人变了,脸上的笑容从此消失,表达变成了点头或者摇头,似乎连同说话的能力也一起失去了。还有一位最极端的老人,在90岁摔了一跤瘫痪后,不管家人怎么喂水米,老人都不张口,一个礼拜后,老人最终离世。

在这个时代,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许多瘫痪老人的生命都得到了延长,但生活质量却没有跟上。他们大多拖着肮脏和腐烂的身体,每日忍耐着低质量的生活。

静安区万航渡路的叶阿香生病了,几个星期躺在床上动不了了。三女儿说,她的皮肤很快开始溃烂,一开始发黑,接着流脓,需要把这些腐肉挖开,抹上药膏,再让生肉长出来。可阿香的情况太严重了,烂疮就像游戏机上的老鼠头,这一处刚消下去,又从另一处冒出来,搞了几个月都没好。三女儿说,可别小看这种烂疮,烂到一定程度,引发炎症,老人是很容易没命的。她四处打听,尝试了各种药膏,才算是把疮给抑制住。

现在,阿香的疮算是差不多消失了。老伤口在身上留下了一圈白色的疤痕,新伤口还透着新肉淡淡的粉色。

嘉定区金耀路333弄的韩扣兄情况更严重。因为长期卧床,老人已经千疮百孔,尾骨已经烂到骨头里,破了一个洞口,露出鲜红的生肉,脚趾头上的肉也烂到发黑了。

自从住进医院,韩扣兄的各个器官都在急剧退化,先是房颤,之后是肺功能衰竭。反反复复住院两三次,到后面,医生说,静脉堵塞,药水也打不进去了。干脆停了一切药物,回到家挨日子。她的儿子对我说,讲得难听一点,「就等着她百年了」。

无论是进食,还是排泄,韩扣兄都要靠管道来完成。上了鼻饲,她就靠一根管子注射流食,液体经过消化之后,尿液再由另一根管子流出来。

在我去到她家的那天中午,她的丈夫正在准备她的食物。他把儿子煮的一大锅猪蹄炖白菜,舀出一碗,倒进了破壁机。机器把食物碾得嗡嗡响,三次过后,猪蹄和白菜变成了一壶棕色流体。

老丈夫准备了一壶热水,把注射的针筒洗干净,放在一边备用。接着,他摸到了鼻饲的管道口,捏起拇指和食指,颤抖地解开橡皮圈,取下包裹的棉花,再揭开绿色的塑料封口,这根通向胃部的管道才被彻底打通。

老丈夫把注射器浸没在流体食物里,抽出一管,对准打通的鼻饲管口,把一壶猪蹄和白菜,一点一点推进妻子的胃里。

「她87了,我91了,我们结婚70年了。」老丈夫一边注射食物,一边讲着含糊的上海话。年迈的他牙齿已经掉光了,话语也变得不清爽。那一刻,老人亲自以一种最无力的方式帮助妻子进食,眼眶一下子红了。随着针筒推到了底部,老人的身体也跟着抖动起来,眼泪随即打湿了面上的皱纹和黑斑。

「老了好苦啊,太苦了。」他望着妻子,越哭越止不住悲伤,一大滴口水掉落在地上,发出啪啦一声响。

91岁的丈夫在准备妻子的流体食物。

绑带与自由

在《从容的告别》一书中,作者曾提到,不确定性被认为是一个固有的医学问题。因为医疗很难确定失能老人的死亡时间,也很难准确判断他们器官消退的速度有多快。但毫无疑问的是,老人的行为自由会一点一点失去,躺在病床上,或者坐在轮椅上,变成了他们生命最后阶段的唯一姿势。

衰老随着病痛,同样在翠莲身上发生。起先,她还能被搀扶着下地走一走。慢慢地,她的病情发展到病床上。躺得难受的时候,她会指一指轮椅,想把身体坐起来。可没过两分钟,她指了指床,又要躺回去。光是这一天,她能来来回回折腾几十趟。胡金泉知道,翠莲肯定是身上不舒服了,但他自己也老了,挪不动,就给翠莲买了一个起吊机,高高地摆在床边,方便把她吊来吊去。

而在长宁区武定西路,失能老人袁泊清呈现的是一种特殊的衰老姿势。

年轻时,袁泊清曾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做出口生意,经常去世界各地出差。退休后,他跟着女儿在澳大利亚生活,直到2018年发了脑梗,才回到上海。病情初期,袁泊清能勉强出一趟远门,到上海繁华的地方兜一兜,吃一顿美味的晚餐;接着,他对家人讲,「吃不消了」,身体退步到在弄堂走一走,感受季节和天气;再往后,骨骼跟不上他出门的意志了,走着走着,他感到双脚没有力气,啪嗒一下摔倒在地,裂开一条缝隙,送去就医康复,但再也回不到受伤前的状态。

这之后,袁泊清整天从房间走到门口,又从门口走到房间。偶尔,他像是忘记了自己走不动的事,把门打开,说要去淮海路吃咖啡(那曾是他年轻时上班的必经之路)。女儿问,你下得去吗?老人不讲话了,胆怯地往门外望一望,然后把门带上,说不去了,外面天太热,似乎为自己的无力寻找着借口。

在家里封闭的时间久了,袁泊清的右脑神经萎缩更快,越来越痴呆。半夜里,他时而坐在床上,把餐巾纸一张一张抽出来,扔得满地一片白;时而去客厅,把冰箱里的东西全都搬出来;时而走到女儿的房间,站在那里痴痴地看,把女儿吓一跳。

他还像往常一样,早上六点起来,穿着睡裤,趿着拖鞋,拎了一个包,跟女儿说,要去上班了。女儿拼命把他拉住,你到哪里去上班?他迟疑了一会儿,又改口,要去巴黎出差,护照过期了,去公安局申请一下。女儿崩溃地问,你到底要干嘛?老人也激动起来,喊着要回上海。女儿把回国的机票、户口本、身份证全部翻出来,跟他解释,「你现在就是在上海」。

老人看过之后,站在原地愣住了。女儿痛苦地哭了。

「他想来想去,脑子里好像都是以前的事情。」女儿说。

再往后,袁泊清又中风了一次,情况越来越糟糕,双手不停地发抖,嘴巴也不会讲话了。但他执拗地不断尝试行走,于是不断地跌跤。妻子在挂历上留下了所有的摔跤记录。她计算了一下,到去年10月为止,丈夫一共摔了25次。

最后一次摔跤,袁泊清坐在椅子上,身体不受控制地往前倾,哐当一声往下掉,砸在地板上。家人把他扶上椅子,他又掉下来,摔得满面流血。

之后,袁泊清只好躺上了床。他开始没日没夜地睡觉,脑神经逐渐坏死。大小便失禁了,柜子里由此堆满了薄厚程度不同的换洗裤子。他的牙齿也一颗颗断掉了,咀嚼不了食物,体重随之掉到百斤以下,面容也瘦脱了相。

家人觉得这样睡下去不行,但能怎么办呢?最终,女儿想出了一个极端的办法。她从网上买来一根黑色松紧带,绑带从父亲腰部,绕到椅子背后,打个结,两者就被绑在了一起。于是,袁泊清又僵硬地坐回到椅子上,他低头看着绑带,嘴里哼哼地呻吟着,脸上露出难受的表情(看上去像被绑架了一样)。每天,他都会用手指去抠这根绑带,想把它解开,但发抖的手又做不到。就这样,他跟这条绑带纠缠不休,经常一抠就是一个下午。

女儿说,父亲现在是掰着手指头过日子了。她一方面感到心疼,一方面认为这样总比睡觉好,「算是给他找了一件事情做。」

到了这个地步,袁泊清的行为自由已经完全失去了。白天,他的姿势就是在椅子上被捆一天,夜晚再挪到护理床上。他每天活动的范围,就缩小到两平方米能容纳的这一张椅子和一张床上了。

助浴师给被绑带捆住的袁泊清松绑,准备第一次洗澡。

轮椅车、毛豆与头发

澳大利亚重病特别护理专业教授肯·希尔曼曾说,衰老是基因自带的程序,没有谁能逃离衰老的宿命,也没有谁能摆脱病痛与死亡的樊笼。但我们必须直面死亡,考虑死亡的质量,选择体面无痛苦地离世。

胡金泉是这个观点的实践者。为了保证翠莲病后的生活质量,能像常人一样出门兜风,感受屋外的阳光和街道变化,他花费了不少心思。

胡金泉记得,上海开世博会那年,淮海路上有一位老人,蹬着一辆链条带动的轮椅车,在路上自由地兜风,这给他带来了灵感。他决定重拾年轻时的修车手艺,改造出一辆电动版的轮椅车——把电瓶车的车头和轮子拆下来,换成翠莲的大轮椅,固定好后,再把电瓶放入车后的小箱子。这样一改造,车子比原来长了不少,显得头重脚轻。但胡金泉并不在意,他一共花了三个礼拜才装好,「很高级的。」他自豪地说。

此后,这辆风格独特的轮椅车几乎不得闲,经常被胡金泉骑出门。每次出发前,他都会跟翠莲说,我带你去哪里好不好,翠莲就竖起大拇指,意思是都好。

他们一起去过复兴公园、淮海公园、老城隍庙和外滩,「反正比较热闹的地方,就带她去看一看。」最远一次,他们去了离家八公里的龙华寺,那是一个大晴天,他们一早出发了,慢悠悠?到寺庙门口,可是车子进不去。他们就在门口简单看了看,又折返回来。

回程走了不到一半,电瓶的电量耗光了。金泉推着翠莲走了好远一段路,才找到一家商铺,充好电后,又继续赶路。

之后,胡金泉不敢往远处走了,最常去的还要属外滩。出门次数多了,难免也要发生意外。最严重的一次,他们在去外滩的路上遇到陡坡,车子因电力不足往下溜,失衡后侧翻。他们连人带车倒在地上,摔得八脚朝天。路边很快围来一圈人,看着这辆奇异的改造车和这一对特殊的夫妻,连忙搀起来。胡金泉紧张地问妻子,你怎么样啊?翠莲摆摆手,意思是没事,但右边额头已经摔出一个大鼓包。

尽管带着伤痛回到家,他能从妻子的脸庞上看出来,「挺高兴的,觉得今天又出去过了。」他说,妻子病了这么长时间,但她对日子是很盼望的。

如今算起来,他们在这辆车上前后摔倒过三次。直到过了八十岁,胡金泉因高血压也发了一次脑梗,车子不敢再开,怕摔下来,骨头就要断了。胡金泉说,这辆车子装满了他和翠莲的故事,后来被摆在弄堂里,经历风吹日晒,渐渐生了锈,居委会以为是老人遗弃的,把它收走了。胡金泉一天早上起来,发现车子不在了,心疼了很久,但也没有再去要回来。

金泉翻看相册,翠莲坐在改造的轮椅车上。

你很难想象,这些被病痛折磨的老人,会花多大力气去维护生活的体面和尊严。

助浴师聂积燕提到一位住在黄埔区老式公房的老人,如今已经90岁了,肚子上长了一个肿瘤,而且每天越变越大。「怀…… 怀……宝宝了。」老人结结巴巴地说。尽管腿脚已经不方便,她每个礼拜都要下楼,迈着螃蟹一样的外八字步伐,去小区门口的理发店做造型,30元一次,卷成老上海阿姨典型的大波浪样式,十个手指甲也要修得尖尖的。每次洗澡时,聂积燕发现老太太腿上又青又紫,「走路……摔的。」老太太说,但她觉得不碍事。与之相比,她更在意的是体面和美观,洗澡时总是小心维护发型。

聂积燕注意到,老太太还在头发上打了啫喱膏,闻起来香喷喷的。

与那位老人不同,翠莲维护体面的方式是做家务。长期不劳动的人是会感到痛苦的。病后,翠莲也总想为家里做点什么,儿子就去菜市场买毛豆,带回家给她剥。翠莲看到毛豆,就会打起精神,从床上转移到轮椅上。胡金泉给她围上一条卡通围裙,身前再绑两个篮子,一个放豆荚,一个放豆子,翠莲自己会分得开。

光是这件事,翠莲可以干两三个小时,剥到指甲盖都翻开了,还要继续剥。于是,一年四季下来,翠莲家的冰箱里封冻着永远吃不完的毛豆。

翠莲准备剥毛豆

在穿衣与打扮上,翠莲也是不随意的。每到过年,胡金泉总要推她去百货商店,给她挑一挑新衣服,其实也不怎么有机会穿,但总归要买的。他还给翠莲买首饰,翠莲的手已经没有太多知觉了,一次出门,不小心把一条3000多元的黄金手链弄丢了。「不要紧的。」胡金泉对她说,转头又带她去买了一条5000多元的。

到后面,翠莲一共有五串手链,两枚戒指,两只手都快戴不过来了。

在睡不着的夜晚,胡金泉就推翠莲去外滩,像年轻时候一样,感受黄浦江面吹来的风。他记得很清楚,两年前,九月二十七日的夜晚,他们恰好碰到一家店铺做完活动,店员正在处理剩下的玫瑰花。看到这对老人后,他们送了两朵给轮椅里的翠莲。那时,翠莲手里捧着鲜红的玫瑰,胡金泉就站在她身边,笑得很灿烂。

这一幕被好心的路人拍下来,至今留存在金泉的手机相册里。在那张照片里,他们看起来是快乐的,有活力的,就像从未经受过疾病的折磨。

2020年9月27日夜晚,翠莲手里捧着玫瑰花,金泉站在她后面,笑容灿烂。受访者供图

两张床

那些过早失去另一半的老人,或许没有翠莲这么幸运。

当慢性病通过外显的形式袭击身体时,他们不得不接受各种失能和疼痛,并把自己的余生交付在子女手中。

作为子女,你可以选择养老院,用金钱购买自己的自由和老人的舒适(尽管很多时候并非如此,许多子女发现老人在养老院遭受非人待遇);也可以选择长期居家,与父母共同面对一场与死亡对抗的漫长战争;当然,你也可以对他们置之不顾,让老人全面依赖退休金、「长护险」、社区日托这类养老政策,任由他们过着毫无品质的生活。

但对于大多数老人来说,因为经济条件、养老机构床位和自身养老意愿的制约,他们最终能做的选择往往是居家。这也符合国家的规划,无论在中国哪个城市,居家养老依然是最主要推行的养老模式——每100位老人中,大约就有90位会在家里度过生命最后一程。

这样一来,子女不得不承担起看护的责任(这种「不能拒绝的照护」曾被一位学者形容为「强制劳动」)。子女一方面会抱怨陪护老人限制了自己的自由,一方面又会为照顾上的欠妥与过失而感到歉疚。

因为居家养老,镇宁路404弄的陶彩英和儿子的亲情关系显露出畸形的一面。陶彩英瘫痪七年以来,儿子一直陪在母亲身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每日四目相对,连彼此的气味都闻熟悉了。只要看不到儿子,陶彩英就会不停地叫唤。

陶彩英第一次中风时,碰巧那天家里没人在,她一个人倒在地上,不知道睡了多久。儿子回来看到,自责了半天,发誓以后哪也不去了,就陪在老妈身边。此后,在这个十来平方的房间里,陶彩英睡的是病护床,能够摇上摇下;儿子睡的是沙发床,能够打开折叠。

夜里,两张床并排摆起来,像是宾馆里的标准间。

陶彩英和儿子的两张床

可陪护毕竟不是一两天,而是2900多个日与夜。积年累月下来,儿子为这种重复而又望不到头的劳动感到不堪重负。疾病不仅消耗着时间,母子之间的感情也被消耗了。每日,他们感到哀伤的事情变得一样——陶彩英躺在床上不能动了。但痛苦的感受却不相同:一个极度害怕死亡,经常双手合十,对着天花板祈求,「菩萨保佑」;一个难耐的是被孝道和责任束缚,常年不能出门,自己的脚也快不会走路了。

「老妈经常说,我要死了。我说,你才要把我搞死了。后来骂好了,我心里又懊恼。但我真的搞到吃不消了。」儿子说。

当亲情关系受到严重束缚时,裂缝也随之出现,家变成了禁锢自由的牢笼。特别是当老母亲半夜里感到不适,一会儿喊儿子要起来,一会儿要睡下,一会儿冷了,一会儿热了。儿子睡不了觉,就恨不能从老母亲身边逃开。有时候,他会选择去阳台抽一根烟,嘴里骂着脏话;有时候,他会有一种极大的憋闷感,不得不夺门而出,在无人的暗夜大步快走,想把压抑的情绪甩到后面。

还没等心情完全平复,儿子又不得不踱回家中。他的老母亲正在那里等着他,时不时地叫唤着,「儿子啊……」

儿子长得又高又瘦,一口牙齿被烟草祸害成黑黄色,也已经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了。从去年开始,他从药店买来白色安眠药,每天晚上倒出一粒,让母亲就着茶水吞下,以期获得每晚的平静。只是陶彩英并不知情,还以为药丸是一种保健品。

你很难过多指责儿子。照顾不过来时,他也试过请阿姨。但阿姨上午才进门,下午就被陶彩英赶走了。儿子吓唬她,迟早要送她去敬老院。陶彩英生气了,说那还不如去跳黄浦江。

而在多子女家庭,这样的情况也得不到改善。子女往往在看护上互相推诿,家里也要起争吵。

万航渡路623弄的叶阿香,一共生了五个子女。失去自理能力之前,她守着丈夫的灵位,一个人生活在老房子里,将近九十岁时,饭菜还是自己烧。直到两年前,大儿子发现她讲话不利索了,觉得不对头,送去医院检查出脑梗。后来,阿香又摔了一跤,导致骨裂瘫痪在床。

从医院回来之后,五个子女来到阿香家,商量母亲的看护问题。他们第一想到的是送养老院,能省去很多麻烦事,哪怕多花一点钱也无所谓的。阿香坐在床边上听着,没有吭声,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三女儿看到了,感觉母亲好可怜,才打消了去养老院的念头。

五个子女又接着商量。大儿子说,家里媳妇不可能同意;二女儿说,她还要在宾馆里做保洁;四儿子也往外推,说家住得太远;五儿子说,自己还没有退休,更加不可能。剩下一个三女儿,「这个包袱就丢到我身上了。」

三女儿留着短短的头发,是一个讲话直接、个子矮小的女人。那天之后,她就揽了责任,住进了阿香的屋子。一个人照顾确实是辛苦的,三女儿力气小,没办法把阿香从床上拎起来,阿香的吃喝拉撒只好在床上。每隔两小时,三女儿给她换一次纸尿裤。阿香长疮了,怨女儿不给她洗澡,她才找到上门洗澡服务,一个月里给她洗一次。

自从买了上门助浴服务,三女儿像是买到了一份良心,她觉得自己对阿香尽力了。

因为照顾母亲,三女儿没有了自己的生活,家里变得乱七八糟,老公也不高兴了。但这不是最麻烦的,她发愁的也是母亲夜里不睡觉,有时候因为难受而不断呻吟,她知道母亲痛苦,自己也跟着痛苦,心绞成一团。她不得不开了电灯,打开房门,来到阿香床边,把她当成小孩一样了,一边拍,一边哄,宝宝快点睡。几乎是每个深夜,这样的情形都要在这间屋子里演一次。

「我也是很累了。」三女儿说,她的眼底因常年睡眠不足而一片乌青。

回到美好馆

「一个人长期死不了,生活又没有了质量,那要怎么打发漫长的时间,靠什么才能活下去?」我问。

「管它质量不质量,能够吃,想得通一点,心态好一点,就能活下去。」林景怡回答。

但她也承认,日子是很难熬的,衰老的世界意味着无意义的重复。这种重复短到可以用天来计量,冬天和夏天,阴天和晴天,今天和明天,都没有什么不一样。

在我接触的十一位老人中,林景怡是唯一一位独居老人。换句话说,她必须一个人养老。

因为担心脑梗发作,自己叫不了救护车,林景怡曾经离开家,住进养老院。在养老院,她每天打发时间的方式是,透过窗户看云。床位正对着窗边,云团就挂在窗户外,它们时而转变方向,时而变幻形状,还会在不同时刻变出好看的颜色。她着迷又安静地看着,能这样看一个整天。她说,看到了天空,就等于是看到了外部的世界。

但养老院还有很多她无法忍受的部分。每个月花费5000元,讲好的一日三餐都有荤,去了才知道,荤菜不过是一枚小小的鸡翅尖。养老院里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她又决定逃到民营医院,买一张床位,再请一个护工,工资日结单算,把生命维持下去。到了医院,和护工的相处也不愉快。

此后,她决心回到自己家,哪怕发生意外,也宁可独自在家里面对死亡。

家被她称作「美好馆」。离婚后,她把100万积蓄都投入到了美好馆的装修,今天弄点地砖,明天弄点相框,「就想做得美好点。」这座两层楼的小别墅,分布着八个房间,里面装了88盏灯,所有灯打开时,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小的灯具城。她还在院子里种了5棵大树,又在树周围养起了鸡鸭,她时常坐在一把双人摇椅上,用五官感受着这个自己打造的小世界。那时,她曾把美好的日子写成了一首小诗:

院子里有一把双人摇椅,

我在蓝蓝的天空下睡觉。

身边围着我的鸡鸭,

我与鸡鸭为伴,

桂圆煮鸡蛋,

成了我最美的早餐。

在平凡人那里,

或许世界只有一个,

就是五官能感受到的俗世,

一个肉身享受的世界,

我对自己感官里的世界是多么地热忱,

因为我是一个平凡的人。

在美好馆完工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她看着工人离开的那天,没想到脑梗找上门来,「自己变得不美好了。」她说,自己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个结局。

如今,她的身体退回到一楼的一个小单间,包围着她的是四面淡蓝色的墙壁,上面挂着她年轻时候的照片,还有她与各界名流的合影。那是她作为记者与作家所挣来的荣誉。这些成为了她在病床上漫长的岁月里,最重要的精神支撑。

美好馆的大门

临终助浴

在漫长的对抗后,老人无一例外都会走向生命的终点。当那一天差不多被医院判定时,许多家属会选择预约临终助浴,让老人干干净净地离开。

聂积燕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肺癌晚期的老人。在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后,两位女儿就为他预约了临终助浴。那是2020年10月份的一天,下午一点多钟,聂积燕走进了这家门,看到老人躺在床上,脸色黑里发青,眼睛瞪得很大,表情显得痛苦。他浑身还在颤抖着,鼻孔哼哈哼哈地喘不上来气,嘴里也说不出话,只是不停地呻吟。聂积燕给老人测了各项生命指标,体温显示只有32摄氏度,心跳、脉搏也不太好。

「有可能洗澡的过程中,老人就离世了,你们做好准备了吗?」聂积燕问两位女儿。

原本态度坚定的女儿听了这个话,又开始重新商量,语气中透露着纠结。聊过一会儿后,她们的意见再次达成一致。「没事的。」其中一位女儿坦然地说,「早晚都得这样,医院也说过了,我们就想给他再洗个澡。」

双方谈好,聂积燕说,「人熟理不熟,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她按公司要求,拿出一份意外免责协议,让女儿在上面签了字。

一切准备好后,聂积燕和其他三名助浴师配合着,就要去床上抬老人。被子掀开后,聂积燕看到老人接近一米七五的个子,脂肪都被疾病和衰老消磨了,剩下一副枯瘦的骨架。等老人下了浴缸,身子完全浸湿后,他突然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紧接着,他的喘气声变得轻松,皱着的眉头也舒展开来,他的表情没那么痛苦了。浸泡了大约五分钟后,老人身上热乎乎的,显然比刚才有了更好的体温。

可等到聂积燕把头一洗好,突然,老人又提了一口气上来——那感觉像是被某种硬物卡住了嗓子眼,瞳孔也随之放大,眼睛一直瞪着,不会眨动了。聂积燕赶紧给老人测心率,发现数值一直往下掉。其中一位小护士慌张起来,不知道是接着往下洗,还是干脆停止。

洗澡水的热气还在狭小的空间里蒸腾。这时,二女儿开始在房间里不停地跺脚,焦急地喊着「爸爸,你怎么不说话,你急死我了」,又哭着责怪大姐,「我说不要洗,你非要洗。」大姐不知怎么回答,一会儿去摸一摸爸爸的脚,一会儿去抓他的手,不停摇晃身体,但老人没有一点反应。

聂积燕这一头,赶紧把心情平复下来,让团队成员加快速度,把老人的身体清洗一遍。擦干后,他们把老人抬回了床上,护士接着做起了心肺复苏。但没过两分钟,老人的瞳孔开始扩散,那口卡在嗓子眼的气息,顺着凸起的喉结蠕动,最后伴随着一种沉闷的敲钟声,咕咚一下从喉间落了下去。聂积燕说,那一瞬间,她感到老人像是内心什么东西解脱了一样,随后把眼睛闭了起来。她再去摸一摸老人的鼻子,彻底没有呼吸了。

看到这一幕,两位女儿的情绪也陷入崩溃,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着,「我一辈子没有爸爸了。」聂积燕在一旁沉默。那也是她第一次遇到老人刚出浴缸就死亡的情况。尽管后来复盘,这不是团队任何一名成员的过错,但处在那个情景中,她还是难免自责,内心涌起一股极大的失落。

过了约莫大半个小时,两位女儿才接受父亲离世的现实。她们忍着悲痛,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寿衣,让聂积燕帮忙把老人穿上。聂积燕按照顺序,给老人穿好了大红色的外褂,蓝色的裤子、白色的袜子和黑色的鞋。

一切处理好后,聂积燕看到老人身上洗干净了,胡子刮了,指甲也修整齐了。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庄重和安慰。

开始洗澡之前,通常会有护士来测量老人生命体征。

毛毛细雨夜

等聂积燕抬着浴缸,从那一户人家走出来时,大概是傍晚六点多钟,外面的天色已经变黑了。

无数个白天和黑夜,聂积燕都在忙碌中接触着死亡。计算下来,她帮忙洗澡过的老人,每年大概会有20余名离开人世,有的是在浴缸旁边;有的是在洗澡过后两三天,家属打来电话;有的是在公司的每周例会上,经理用沉重的语气告知大家。

今年5月,也是在一次例会上,又一个噩耗从经理口中传出——河南中路531弄的曹翠莲离世了。而去年11月,我在翠莲家看到的那次洗澡,居然成了她人生最后一次洗澡。

那一次,胡金泉手里拿着毛巾,开门让助浴师进来。他谈起,第一次上门给翠莲洗澡的是一个日本人,那时候,这项服务刚进入上海,他在电视里看到,立马就给翠莲预约了。因此,他是接受上门助浴最早的一批客户,也是在日记本上记录「2019.1.17,首次上门沐浴服务,赞!赞!赞!!!」「2020.4.23,上门洗浴,好!爽。」这两条心情的老人。他还骄傲地谈起,翠莲已经洗过八次澡了,小聂学得快,已经不比日式服务差了。

金泉的日记

翠莲在浴缸里听着我们聊天,面部表情皱成一团。刚开始,聂积燕还以为她哪里不舒服,但胡金泉清楚,那是妻子高兴时候的反应。洗完之后,翠莲心情激动,紧紧地握着聂积燕的手,还竖起了大拇指。

这次洗浴之后,翠莲身体又不好了,感染了肺炎,浓痰总是哽在喉间,胡金泉给她买了吸痰器,但炎症还是下不去。去年十二月,翠莲住进了医院,元旦前夕才回家。元旦那天,正好是他们5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儿媳妇特地给翠莲买了一束花,是她喜欢的玫瑰和康乃馨。一家人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

但在今年三月,也就是上海刚发生疫情的时候,翠莲的病情再一次恶化。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翠莲知道自己没有了生机,坚持回了家。到了5月11日这天,她发热到39度,临近生命终点。女儿因为封控过不来,只好打来一通视频电话,翠莲看着屏幕里的女儿,对着她招了招手。之后,胡金泉看到,一口气也从翠莲喉间落下去,她手上带着的智能手表随之显示,心率变成了一条直线。她离开了人世。

翠莲去世后,胡金泉心里一下子空了。「现在没了她了,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这个秋天,他一边流着泪,一边对我说。

他提起十几年来的无数个夜晚,翠莲睡不着的时候,都会伸手摸一摸睡在旁边的他。他会对翠莲说,放心,我会照顾你的。之后,两个人的睡意都没有了。翠莲比出按遥控器的手势,胡金泉立马就理解了,把那台带DVD的老电视打开,让《大宅门》从任意一集开始播放——这部片子在他家播了十几年,因为翠莲理解力下降了,只能看懂这一部。

现在,《大宅门》也播累了,终于在他家停了下来。胡金泉谈起,翠莲走的那一个傍晚,上海下了一场毛毛雨,他不想让翠莲在雨夜里走,就跟殡仪馆联系,让他们第二天早上再过来。

于是,在那个毛毛细雨夜,他陪着翠莲,在家里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

翠莲去世后,挂在墙上的照片陪伴着金泉。

(文中袁泊清为化名)

结婚证丢失能补办吗

结婚证是非常重要的证件,一定妥善保管,不得丢失,如果丢失就要及时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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